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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文化意识形态批判书

2015-8-20 23:16| 发布者: MOS| 查看: 943| 评论: 0|原作者: MOS文学|来自: MOS文学

摘要: 19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分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景观。知识分子从庞大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中分裂而出,经历剧烈的动荡和改组,分化为诸多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立场、利益份额以及话语方式的群体。这些 ...

   1990年代中期以来,知识分子的蜕变和分化,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文化景观。知识分子从庞大的国家主义话语体系中分裂而出,经历剧烈的动荡和改组,分化为诸多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立场、利益份额以及话语方式的群体。这些变化为21世纪文化意识形态及文化批评勾勒出混乱的轮廓,也为新的话语运动的崛起提供了重要契机。

  

   学院官僚主义

   对当下文化意识形态新格局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学院”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对学院学术加大了扶持力度,并鼓励学术研究与产业和商业合作,这样既增加了学院学术的影响力,又为其带来巨大的利益。学院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达到了近几十年来的罕有水平。另一方面,学院体制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学位制度、职称制度、岗位制度的完善,使学院迅速官僚化,成为国家机构映射在知识界的一个权力摹本。

   学院是主流体制的知识垄断策略的实施者,也是国家进行丝绒化管制的法定代理人。学院在国家授权下圈定知识体系,建立和维系学术威权。在以“学而优则仕”为传统的中国学问制度中,只有经过国家文教体制确认并受其支配的学人,才能够进入社会上层,享用政治、文化、经济和话语的特权。即使在当下的全球化资讯时代,知识体系仍是强大的社会整合工具。公民社会遭到知识等级体系(文凭与学历)的肢解,知识秩序也掌管着衡量主流与边缘、正统和异端、高雅与低俗的尺度,学院学问优劣标准成了决定性律法,只有经它确认,公民才能获得各种正当性地位和权力。

   我们看到,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批学术官僚把持着学术资源的支配权,掌控知识的价值尺度和学术等级的评判权。通过学术研究基金的审批、学术成果的鉴定、学术奖项的评审以及学术人员的职称评定和岗位聘任等“学术行政”行为,来建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学院知识分子阶层成为新文化秩序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学术评判更多的时候是学术官僚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割。通过培养学生、研究生,学院派拥有大量的、源源不断的后备力量。招生规模的扩大,有效地维持着这个学术官僚梯队的基本结构和规模。

   这种学术官僚形态的发育庞大,触发了无可规避的道德腐败。在1980年代对民众进行了“人本主义”的“思想启蒙”之后,学院开始对其自身展开“资”本主义的“货币启蒙”。近年来,学术腐败丑闻连续不断:大量的学术抄袭、剽窃事件,招生黑幕,评奖丑闻……由于学术腐败戴上了一张“知识正义”的面具,民众对学院知识精英又具有先天的崇拜心结,令这种罪恶更具伦理欺骗性。而由于专业特性的限制,使之又只能依赖学术界内部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清理,因而它比其他领域的腐败更缺乏监督机制,也更难以审判和惩处。

   有一些学院精英分子意识到学院自身的人文危机,于是他们乞灵于五四以来的新学术大师的幽魂,企图依靠重新修订学术神谱来重整学院理念和知识分子精神。一时间,“新国学”的学术宗庙香火不断。但这些努力在强大的现世利益驱动下露出了苍白无力的面容。学术“神谱”的建立,只给学院学术抹上了一层神圣高尚的油彩,强化了学院学术的道德威权,使学院进一步“知识庙堂化”。

   另一方面,以各种不同方式谋求与国家主义的媾合,是学院知识分子的最新走向。1990年代中期以来,主流意识形态的语境发生了一系列微妙变化,国家主义在新文化格局中的集约力趋于弱化,它需要寻找新的知识代言人。学院精英与主流意识形态一度破裂的关系在新的政治格局下得以弥合。以“国学”、“新儒学”和“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中介的学院知识分子,开始了与体制的漫长蜜月,并在新权力系统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更为甚者,80年代处于边缘地位的前卫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现在大多融入学院,成为新一代的“学院精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指望学院知识分子成为自主的批判性力量,并营造出一个哈贝马斯式的健康的“公共空间”,无异于痴人说梦。

   由于对主流意识形态性质理解上的差异,学院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戏剧性的分歧。其中最激烈的是近年来爆发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对抗。“自由主义”是民间话语与学院话语的混合表达,却只能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夹击下沦为“少数派”。而那些不同学派表面上水火不容,但其处理知识系统的方式及其叙事模式,却往往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以一种“宏大”的、总体性的知识结构和话语方式来统摄混乱的、支离破碎的、具体而又复杂的社会现象,借以重构业已破败的国家理性体系。他们都力图强调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立场,但在运用“毛语”以及对话语权力的垄断心理上,却依然露出了国家主义的“指纹”。其中,滥俗的民族主义话语是最具欺骗性的理论,它竭力用“西方霸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这样的间接威胁,来取代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其后果是偷换公众的主要批评受体,掩蔽了主流话语的弊端。

   在稳定而又陈腐的学院体制下,创造力衰退成了学院派的最大特点。在本书编撰过程中,我们就惊讶地发现,由学院控制的报刊杂志(如国家研究机构的机关刊物和大学学报)尽管文章数量众多,但在文化批评方面几乎没有值得入选的篇目。究其原因,只能说是学院派已基本丧失了文化批判功能,蜕变为单纯的知识工场,而学院刊物则已成为数量庞大的学术垃圾站。在学报语体支配下的学术叙事,以所谓学术理性(简称“学理”)自居,依赖各种超验的知识术语从事“行业修辞”,“书写”各种虚构的命题与陈述,并以此作为“职称评定”的合法依据,其结果只能营造无效的知识文本,最终构成了大规模的文字公害。

   今天,独立立场的批判型知识分子与“学院精英”的决裂已无可避免。90年代末以来持续数年的之久的诗歌论争,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先兆。当时,曾经共同处于民间状态的诗歌界开始分裂,一些带有学院背景和知识分子语境的诗人,被指丧失了原有的民间身份和艺术上的前卫性,部分地谋取公众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批评者不仅重申了汉语诗歌的民间传统,而且也试图重新梳理知识者与国家主义的关系。尽管该争论掺杂了明显的利益因素,有不同诗人群体争夺话语权力之嫌,其关于所谓“知识分子写作”的性质判断也不尽准确,但由此引出的关于写作者的“民间身份”问题,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目前,这场争论正在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并将对知识阶层造成新的断裂。

  

   媒体消费主义

   跟学院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是,以大众传媒为依托的批评群体具有更加暧昧的特点。基于市场利益的塑造,它拥有一个貌似公民社会的“公共空间”的外貌,同时又保持着对体制的隶属身份,这使中国的媒体批评无可避免地呈现出双重面目。尽管主流媒体仍然承受着“毛语”的支配,但随着商业主义语境的迅速扩展,非主流媒体已放弃政治喉舌的立场,越来越趋向于把消费(受众心理和市场效益)作为批评的核心尺度。

   毫无疑问,与学院批评的陈腐、刻板和颓靡的书写性相比,媒体批评是言说性的,它更类似于声音而不是文字,并总是呈现出更加明快的色调。媒体批评家没有重建国家理性的雄心,却在商业利益的强大内驱力的支配下,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活力,恶俗与鲜活、谄媚与攻击性、敏锐和失察、反应快速和用过即扔的特性,怪异地混杂在一起,构成了资讯消费时代的奇妙景观。

   耐人寻味的是,媒体批评家和学院批评家总是在互相打量和互相鄙夷。多年以来,媒体批评一直在竭力排挤学院批评,力求取而代之,以结束80年代以来学院精英批评独霸天下的格局。市场坚定地支持了这场颠覆运动,经过90年代的长期清洗,以毛语为特征的僵硬的学院批评的声音,在媒体中已经日益衰微,而娴熟地运用“时尚话语”的记者,逐渐成为支撑媒体批评的主干。

   基于市场原则的媒体批评的立场总是游移不定的。“公众注意力”成了媒体消费主义的发动机。所谓“吸引眼球”,业已成为媒体的关键词,以致一些道德可疑的知识者为了追求“眼球”(无论是青眼还是白眼)的数量,可以不择手段,不惜弄虚作假,用流行的词汇叫做“做秀”。无论是吹捧还是谩骂,都有可能被利用而成为商业“炒作”;一些人甚至自爆丑闻,以向公众献丑来博得红颜一笑。这种厚黑化与无耻化的倾向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因而被称之为“文化口蹄疫”,它与学院腐败一起,构成当下最具摧毁性的“文化病毒”。

   这种由媒体消费制造的广场式的喧嚣风光,令象牙塔里的学院派黯然失色。尽管学院派呼吁自己加强自身的“岗位意识”,以抵御来自传媒的诱惑,但由于利益驱使,学院精英总是向传媒暗送秋波,指望得到公众的热吻和拥抱。某些学人动用媒体“炒作”手段来打扮自己的公共形象,令学术在腐败之余又陷入媚俗。近年来充斥于出版市场的大量所谓“学术随笔”、“思想随笔”,无非就是1%的学术思想加上99%的可口可乐勾兑而成的大众精神饮料。另一种流行的折衷策略是以“学理”的方式关注“大众文化”现象,以期从这类研究中获取来自学院和大众传媒的多重褒奖。这些年颇为热门的“大众文化研究”,就是一个精彩的佐证。学院批评家摇身一变,成为大众文化的热心看客,并在这块夹生的学术“比萨饼”上,撒满了生硬的西方文化批评术语和艳俗的大众时尚关键词的碎屑。

   媒体批评的核心就是它的话语资讯性,也即它所蕴藏的新闻含量。其次才是它的“态度”和“立场”。媒体批评其实就是“新闻叙事”的一种扩展。媒体批评最初可能只是一些被写坏了的丧失客观性的消息报导,而后竟然演变成了对消息本身的公审。中国媒体利用其自身的记者资源,构筑了一个错误的批评语境,以致中国媒体批评最终等同于“记者批评”。而在一个更加健全的制度里,媒体批评主体不是记者,而是职业化的民间专栏作家,他们是真正的研究者,拥有关于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精确的判断力,以保证媒体批评的判断力、公正性和预见性。

   尽管中国的“记者批评”因其独特的事件现场作业方式,而显示出敏锐、快捷和更加感性的特征,但它总是在许多领域暴露出浅薄无知的弱点。“记者批评”的这种即时性和弱智化,使之无法深刻地参与到历史化过程中去。其话语价值寄生于即时性的事件,本身没有语意和话语价值的再生产能力。在事件本身的关注价值被消耗殆尽之后,话语即沦为空洞。因此,除了其中包含的某些“新闻叙事”可作为编年史材料外,媒体批评并未给这个时代留下真正有价值的文本。作为一种资讯快餐和大众娱乐节目,它总是在被公众消费后成为速朽的垃圾,遭到“岁月程序”的无情抛弃。时间是中国媒体批评的头号敌人。

   然而,由于中国媒体批评具有迅速再生和循环的机能,它并不担忧资讯的速朽,恰恰相反,它以庞大的读者市场为后盾,形成有力的舆论控制力,并在资讯消费的民主选择中构筑着媒体话语的超级霸权。在某种意义上,批评就是一种权力的展示,而垄断性的批评则构成了强权。媒体批评依赖这种资讯垄断和批评威权地位,最终成了当下文化批评的“主流”。

  

   网络游击主义

   19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批评始终在谋求独立的批判立场,寻找自由和民间的公共言说空间。但只有在互联网时代的数码语境中,这一哈贝马斯式的梦想才逼近实现的边缘。

   与媒体批评相似,以论坛(而非大型网站的主题板块——后者与传统媒体别无二致)为大本营的文化批评,完全摆脱了“书写”的姿态,而演化为一种更加纯粹的短语式的“言说”。它更加激进、机敏和犀利,更富于挑衅性,同时也流露出更酷烈的话语暴力色彩。另一个戏剧性的差别是,基于一种普遍的匿名状态,网络批评者缺乏成名动机,也完全放弃了商业目标,从而成为区别于学院批评和媒体批评的第三种势力,他们同时也是迄今为止最具民间气质的言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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