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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闳:桥与门

2015-8-20 23:09| 发布者: MOS| 查看: 946| 评论: 0|原作者: MOS文学|来自: MOS文学

摘要: 何谓“新三届”?所谓“新三届”,指的是文革后的1977、1978、1979三年里入学的三届——严格地说是三级——大学生。相对于文革前1966、1967、1968三年高中毕业的、被称之为“老三届”的高中生,人们将这三个年级的大 ...

   何谓“新三届”?

   所谓“新三届”,指的是文革后的1977、1978、1979三年里入学的三届——严格地说是三级——大学生。相对于文革前1966、1967、1968三年高中毕业的、被称之为“老三届”的高中生,人们将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称之为“新三届”。这三个年级的大学生,本就有不少属于所谓“老三届”。

   值得一提的是,从入学时间看,77级、78级几乎属于同一级。恢复高考的决定是1977年8月份做出的,10月份向全社会公布,实际开考在1977年12月,录取时间为1978年1月之后,入学时间基本上在1978年的春节之后,部分扩招生甚至到5月份才入学。而78级的则基本上按照常规进行,大多在9月份入学,只有部分学校有所推迟。这两届学生年龄差距很大,少数人因为种种原因,年龄甚至远远超过30岁,据说年龄最大的达36岁。最小的因为部分优秀高一学生提前参加高考,年龄只有15岁。母女同学、父子同学、师生同学的现象时有出现。我们班上有几个十五六岁的少年,虽说是大学生,实际上相当于中学生,课间还在院子里打打闹闹、嬉笑追逐。

   79级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中学学制改革,高中由文革期间的两年制改为三年制,也就是说,有了高三年级。这样一来,79年这一年高中没有应届毕业生。因此,79级高考全部由社会青年报考,也就是77、78两年未能因种种原因未能考上大学的社会青年所组成。还有一个原因也影响到79级的构成。自1979年起,已婚人士不可以参加高考。这样,79级大学生也就是由历年未能考上大学的未婚社会青年所组成。跟77、78两级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的大多是毕业于文革后期的高中生,年龄差距不再像77、78两年那样地悬殊。也因为这些原因,人们通常只将77、78两级并举。但由于79级大学生在教育程度、文化心理等方面,更接近于前两级,而不是80年之后入学的大学生,因此,人们又将这一级与前两级一道,称之为“新三届”。之后的高等教育招生考试秩序开始进入到正常的轨道。

   作为1977级的大学生的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撰文介绍了77、78两级的高考情况:“1966年停废高考,1977年9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考虑在中断11年高考后,加上77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以及允许1978级高中生的优秀者提前报考,起初预计13个年级累积的考生有可能达到2000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20万人,录取率是1%。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2—5倍筛选出来,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1977年最后实际参加高考的人数为570万。后来,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2.3万人,各类大专班4万人,共扩招6.3万人,扩招比例达29.3%,最后录取了27.8万人,录取率为4.9%。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年也有扩招的举措,总共录取了40万人,录取率为6.6%。”(刘海峰:《77、78级大学生命运与作为》,《光明日报》2012年07月25日)而1979年,报考468.5万人,录取28.4万人,录取率为6.1%。也就是说,属于所谓“新三届”的总计不到100万人。

   在这些个年份里,考上大学,成为大学生(甚至包括成为中专生),对于一个人和他的家庭来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他及其家庭将被世人另眼相看;意味着他将一劳永逸地离开土地和一般性的体力劳动而成为吃“商品粮”的“公家人”;意味着他将进入国家干部序列,乃至于有可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这样一种身份,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甚至是苦苦追寻众生的梦想。尤其是对那些农民出身的人来说,它与古代的“中举”同等地重要。现在,这种“一举成名天下扬”的中国梦就近在眼前。那些昨天还在农田里挖地、还在水库上挑土、还在手扶拖拉机上搬货物、还在街道工厂织手套的年轻人,一夜之间便从人群中被分别出来,成为鸡群中的凤凰,万众瞩目的对象。他们不再为生存发愁,不再在底层为个人命运而苦苦挣扎,被人们称之为“天之骄子”。当他们将校徽别在胸前的时候,人生所有的荣光都在他们的胸前闪耀。校徽就意味着一切。即便是此前最有地位的一身戎装的军人,也无法与之相比。前些年的一部怀念性的电影《高考1977》中,再现过这种神奇的情形。

  

   文化断裂带上的特殊桥梁

   “新三届”,这个名称很奇妙。它表明了这些年份的新颖性,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这是特殊的三年,是风云激荡的三年,是新旧更替的三年,是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之命运,充满了变化、不确定性和多样可能性的三年。

   “新三届”大学生群体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命运转捩点。历史轮到他们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整整十年,国家陷入一个巨大的混乱当中。正如哈姆莱特所说的:“时代整个儿脱节了。”在哈姆莱特看来,这个时代陷入空前的罪恶之中,并不值得去修复它,可是,命运却偏偏选择了他去担当重整乾坤的使命。而“新三届”的大学生则不这么看,他们意识到时代的脱节和混乱,但他们乃是充满信心和豪情地主动担当起重整乾坤的使命,时代也这么拣选他们。超乎寻常的使命感。在他们身上,维系着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无论是国家方面,还是他们自己,都这么认为。

   这一时期,所谓“代沟”意识也被人们时常提及。尽管“代沟”在每一个时代都存在,但似乎从不曾像这个年代那样的尖锐和不可调和。这一代人曾经激烈地否定了其父辈的文化。“父”的文化成为他们失望和内心伤害的根源。上一代人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下,已经变得谨小慎微、完全丧失了独立的精神和完整的人格。事实上,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个“无父的时代”。在文化上,“父-子”之间存在着一个难于逾越的鸿沟。他们曾经是“父”的文化的理想的接班人,被称之为“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而现在,他们的这种身份并未改变,虽然这“早晨的太阳”正在渐渐接近正午时分。可是,他们似乎并不打算以“接班人”的身份来成就历史。他们要做时代的主人,重建文化秩序。在这“无父的时代”,而他们自己充当了“父”。他们以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精神气概,将自己视作历史“峰顶”上的巨人。同时代诗人北岛在《回答》一诗中表达了这种心理——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注视的眼睛。

  

   小一辈的同学则陷于莫名的兴奋和迷惘。1980级的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喻杉所写的小说《女大学生宿舍》,反映了低年级新生眼中的“新三届”学长的形象。他们用好奇而又艳羡的眼光打量着那些兄长辈,那种深沉、那种自信、那种豪情万丈、那种动辄指点江山,一副“舍我其谁”的雄姿,是他们在其父辈身上所不曾见过的。而现在这些兄长辈,扮演了“长兄如父”的角色。

   可是,因为知识方面的匮乏,新一代人要真正建立起“父”威权,有着先天的不足。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早已过了求学的年龄,而且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脑力劳动的能力极度衰退。他们不得不以十倍的热情和百倍的努力,来挽回失去的时光,补足知识的匮乏。于是,这一代人在学习方面的刻苦精神,可谓空前绝后。他们也常常以此为傲,并对后来的大学生的散漫和随心所欲的做派表示不满。

   这一代人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勤奋,迎接时代的新使命。同时,他们又怀有深深的文化负罪感。他们曾经破坏文化传统,现在则要他们担当起他们曾经破坏过的文化。面对文革后的文化废墟,这一代人的处境是悖谬的。继承的使命感始终与负罪感相伴随。他们几乎是带着一种“赎罪感”去努力,“奋斗”、“拼搏”一类的词,是他们读书乃至整个人生的核心词汇。他们失去过很多,现在要通过劳其筋骨伤其体肤的方式赎回来。可是,在此过程中,他们则又失去了生活中的另一些东西,另一些难以赎回的东西,比如,纯真和自由精神。

   一方面,他们心中没有权威,正如北岛诗中那样,大声宣告——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

  

   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是在权威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他们了解权威的滋味,也迷恋权威,并要亲自扮演权威。在担负新使命的同时,虽然比哈姆莱特坚决、果敢,但缺少了一点儿迟疑、徘徊和忧郁,或者更为深邃的理性和锐利的自我反思。尽管接下来有所谓“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兴起,但在反思的深度上,大有欠缺。

   如果说,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他们不再相信任何权威和偶像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却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另一种偶像崇拜——知识。但他们又不得不依赖于前辈知识分子的教导和扶持,尽管这些前辈学人在数年前曾经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他们打倒。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幸运地能够师从那些尚健在的学术大师,成为业已断裂的文化的继承人。他们现在由哈姆莱特变成了浮士德,将自己的灵魂卖给知识。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知识本身的精神价值和真理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知识本身的资本价值,这一点更实在、也更持久。

   他们在以往的人生经历中,见识过人生所应该见识的一切。新时代的热情和强烈的理想主义,与在生活磨砺中得到的理性和实用的精神,混杂在一起。或者说,是作为“知青”一代所特有的理性和现实,甚至有些世故和势利的文化心理,与作为新时代大学生的理想主义豪情混杂在一起,形成了这一代人特有的、复杂而又奇特的精神面貌。

   这个群体成为横跨文革后“文化断裂带”上的桥梁。这座桥梁既是通道,又是险途,充满了未知的可能性。这又是一座仓促架起的简易桥梁,甚至是尚未真正完工就不得不交付使用,更不用说加以美学修饰了。但它却是一座必不可少的桥梁,而且,从总体上说,是一座坚固耐用的桥梁。因为这些材料,都是经过艰苦卓绝的锻炼和严格检验过的。在“新三届”之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逐步走向正轨,便不再出现这种急迫的人才输送模式了。

  

   新文化的窄门

   建立在怀疑主义基础之上的知识理性,为这个时代打开了新文化的大门。

   因为时代特别的眷顾,“新三届”群体在毕业之际,大多得到了好的职位,甚至是重要的工作岗位。这些人如今也都在当今社会各领域占据了统治性的位置。差不多也是这个群体,开始了新文化的创造活动。这个时期,首先是在文学上,正酝酿着一场革命。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新三届”群体都是参与者,其中一些人很快成为文学的新生力量。但从根本上说,这并非他们独创的新文化,乃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知识人群所共有的文化。“朦胧诗”和所谓“第三代诗歌”,以及所谓“知青文学”,他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主导者。由此,在1980年代中期,引发了一场以文艺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

毫无疑问,他们是这个时代的精英人群,并在日后的社会文化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领袖人物。如文学(卢新华、海子、王小波、翟永明、王小妮、韩东等)、美术(徐冰、张晓刚、周春芽、艾未未等)、音乐(谭盾、郭文景、叶小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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